郑洞天口述：温情叙说“家里的事
　　——《大众电影》　2007年第13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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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鸳鸯楼》：最接近我对电影和生活的认识
　　1986我拍了《鸳鸯楼》，这该算是篇命题作文。两个由头，一个是表演系明星班要毕业，以前毕业就是在舞台上排一出大戏，但明星班都是著名演员，学院就说咱们花点钱拍部电影吧，那么电影的前提就得是群戏，演员得用得多。另外，当时北京市政府为了解决大龄青年的住房困难问题，在双榆树现在的双安商场旁建了一幢“鸳鸯楼”，大约四十平方米不到，一室一厅，一厨一卫，夫妻两人年龄相加超过55岁的才能住上。这两件事凑成了我们的故事。
　　从整体的美学上说，其实《鸳鸯楼》比《邻居》更纪实。《邻居》是外观纪实，剧情是戏剧化的，故事的结构完全是一个完整的戏剧结构，最后皆大欢喜，所有的矛盾都解决了。而《鸳鸯楼》是开放的，是一个没头没尾的故事，所有的故事发生在同一天的同一个下午，故事结束时家家的矛盾都没解决，但两口子还得过下去。
　　也就我们第四代会这么拍，要让年轻人拍，或许不是这家离婚就是那家跳楼。人家会说，按你这个故事这两口子怎么混下去呀7这就跟我的想法不一样，我就觉得天下的夫妻全这样，哪有没矛盾的夫妻？到今天我也是这看法，就是所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都不足以散伙，干嘛要散伙？！我一直说一夫一妻的爱情是所有爱情故事里最难写的，写第三者特容易，没有第三者的爱情最难写，但是写好了最耐看，因为它是绝大多数人能感同身受到的。很可惜我到现在还没有拍一个纯粹的情感故事。
　　《鸳鸯楼》里还是用的非作曲音乐，我们叫有声源音乐，音乐是用来作陪衬的。(笑)还在得罪黄准老师。
　　《鸳鸯楼》里的新课题
　　因为常常被人问为什么我拍戏的产量不高7被问得多了，我就有了固定答案，也就一直照着这个回答做着。我这样回答：因为我是老师不是职业导演，所以我每拍一部戏都得给自己定个目标，一部电影要定三个以上的课题，拍完以后拿回去能跟学生讲出点道道。所以我的每部作品都最少要干三件以前没干过的新鲜事儿。
　　《鸳鸯楼》跟《邻居》有什么不一样？《邻居》单机拍摄，《鸳鸯楼》两台摄影机同时拍，双机最大的优势就是对表演的解放，全过程都记录下来，到剪接台上再挑最精彩的用；最难的就是这两机器摆在哪儿，别打架，别穿帮。《鸳鸯楼》的第二个课题是同期录音，那时一年只有几部片子搞同期，因为怕环境噪音不好控制，而且耗片比高，但拍过同期的人肯定再也不想拍后期配音的了，因为声音、台词都太真实了。第三条，它是个分段体，六个小故事谁跟谁都不挨着。像后来的《爱情麻辣烫》什么的，出了一批分段体的电影，知道的人就说，人家《鸳鸯楼》十几年前就玩过了。
　　我在《导演阐述》里写了一个意思——“人们从群居的大杂院向往住进单元楼，想要独立的空间，但是住进独立空间又发生了新的问题，老死不相往来。中国传统邻里那种相濡以沫的关系，被新的生活方式给隔断了。这将是中国人下一步要面临的问题。”这话到今天就更是这样了。我1986年第一次到美国，人家问我感觉纽约跟北京有什么不同，我说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在北京我要是突然失踪了，二十四小时之内我肯定被找着，而在纽约我一旦丢了，二十四年也没人找我!你呆在中国的这个大酱缸里面老说讨厌，怎么不让我清静会儿，找我干嘛呀，我愿意玩失踪!但我在纽约碰见艾未未，穿着一身国防绿在第五大道上走。我说你穿成这样没人看你吗？他说你看有人看我吗？所以，真到了谁也不理你的那一天，你没准又怀念起这个“酱缸”了。
　　这个世界实际上是特别丰富的。拍《鸳鸯楼》当时的观念，就是要说每家都有自己的事，这个是最好玩的。至于这些事的是非，谁对谁不对，这个不重要，因为这是生活，没有绝对的是非。你看那六家基本上都是在吵，每家都是，吵的一生都天翻地覆，也没事，这就是最正常的夫妻生活和家庭单元。至今有记者问起我拍的十部片子：你觉得哪部片子最好？我会回答：这个我说不上，我觉得各有不同，因为我每部电影有不同的课题。但《鸳鸯楼》是我比较喜欢的，它最接近我对电影对生活的认识，它是我这十部电影里，唯一一部骨子里面以人物为中心的影片，其它还都是理念第一位。《鸳鸯楼》没有主题，就是写人。那时陈凯歌从美国回来，看了《鸳鸯楼》说：“国内电影已经这样拍人了!”可惜的是，到今天为止，我们拍的电影，真正以人为第一位的，而不是意识形态第一位的，特别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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